该法第11条第3款规定：法律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行政法规为实施法律，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任何人只要接通了互联网，就等于默认进入了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中，数据或信息具有一定的公有物特征。但是，此类论证无法成立。

掌握着海量个人信息的超大型数据企业，能够在利用数据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对公共利益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数据的基本特征和数据产业的发展规律决定了，要实现数据的公平利用，应以行为规制与数据治理为主要路径，在公私法融合的视角下设计相关规则。因此，数据分配公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益分配制度，还需在数据利用各环节引入反思性、动态性的数据治理机制，为多方主体之间及时、充分沟通提供制度平台，以有效协调商户、个人、数据企业间的复杂利益关系。（二）个人数据利用应追求实现治理公平对于来源于个人的数据，应从个人—数据企业个人集合—数据企业两个维度设计相关规则。未来在将政策文件转化为法律制度时，需要按照行为规制的思路设计相关规则。

同理，一旦将数据拆分为离散的用户信息，数据的整体价值也将基本消失。由于数据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法律对数据进行有限度的、非排他性保护，允许社会主体在不损害他人权益的基础上搭便车，可能是最为合理的制度设计。既涉及国家机构，又涉及党的组织。

可见，仅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作为监察法规的法律基础并不充分。例如，关于监察信息如何公开，可以通过监察法规加以规定，同时吸收相关的党内法规内容。这是因为，法规制定权属于重要权力，具有法律保留的属性。（三）立法法的程序法定位一方面，在规范对象和规定内容上，立法法是关于立法权配置和运行的基本法律，但就其存在意义来看，它仍是宪法派生出来的以完成程序性任务为主要功能的法律，没有超出宪法配置立法权的功能。

以程序性功能为主的立法法可以不规定党政关系等政治性内容。（一）监察权的实在性与监察委员会的合署性2018年修改现行宪法，在国家机构中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也规定了监察权。

[6]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不过，在党政合署这种权力模式方面，八二宪法本身是讳莫如深的，究竟如何体现法治精神，仍有待进一步研究。[25]参见李少文：《全面从严治党促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4—23页。最早阐释分权的洛克说：制定法律的权力归谁这一点就决定国家是什么形式。

在地方治理进程中，也仅突出地方性法规的管理职责，严格限定了地方立法的内容和功能。2022年启动立法法修改工程，给监察立法权入法提供了契机。开放性是指监察立法程序应保持适度开放，通过公众参与、协商民主等机制，体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17]沈春耀：《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2019年10月2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9年第6期，第923—924页。

不过，基于监察法规在组织体系和内部管理方面的从属性特征，党内法规与监察法规可以体现一致性。再次，监察法规可能具有授权性法规的形态。

而且，采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决定的方式，对机构职责问题作出规定，以往是有过先例的。例如，《立法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两类条例也可以变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具有显著的创新性。

[21]一方面，通过监察委员会开展国家监察，党的监督也可以深入到每个层次、每个角度和每个方面，实现监督的全面性、有效性，这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体现。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监察立法权的定位以及监察法规的性质需要进一步思考。战区、军兵种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决定、命令，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这反映了地方在治理中的自主权。赋予监察机关立法权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就在讨论的话题。党政合署办公的专门监督机关集中行使监督权，既行使党内的权力，也行使国家权力。

对监察法规的授权主要存在两种类型：一是由法律进行一般授权，即法律直接在其条文中授权国家监察委会就特定事项制定监察法规。除中央层次立法外，还有表达地方自主权的地方层次立法。

[10]在一些法律中，仅有禁止性规定或义务性规定，但未明确法律责任，所以需要法规加以补充。关键词: 立法法 监察法 监察法规 军事法规 合署办公 一、问题的提出2023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立法法进行第二次修正，规定了监察法规这一新的法规类型，为其提供了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基础。

这就是针对《监察法》第11条关于调查职务违法行为的细化，使法律规定具体、可执行。所以，立法法在回答宪法体制等重大政治问题时，存在天然局限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合署办公中实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同时也保留了党规与国法之间的二元结构。监察法规不宜直接介入党的纪律规范及其运行体制。立法法选择了参考军事法规的入法方案，这一安排总体上是必要的、合理的，充分考虑了监察法规的特殊性，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和要求。[20]这是监察机关的特殊之处。

监察法规是法规群体的新成员，也是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新成员。2019年《关于监察法规的决定》仅有一款规定：监察法规应当经国家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然而，行政立法存在侵犯立法机关立法权之嫌。这次会议也通过了《监察法》，它是关于监察权的基本法律，设定了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程序和职权，但它也没有规定监察立法权。

可见，监察委员会的地位还要被进一步讨论。此外，立法法还可以考虑建立监察机关内部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党中央也一直强调反腐败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纪检监察机关既遵循党规又遵循国法，做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并举。从本质上看，国家监察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离不开党的领导。此外，监察法规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本文分析2023年立法法修改的方案及其合理性，并分析如何加强对监察法规的监督。虽然宪法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由法律规定，但监察立法权的宪法属性如何体现仍需要进一步思考。

立法法选择参考军事法规的修改方案，充分考虑到监察法规的特殊性以及立法法的属性。另外，《立法法》第2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24]相较来说，纪检监察体制指向权力监督，属于常态法治领域。对于法规来说，它们是宪法和法律创设出来的，附属于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以及地方的治理自主权限，立法法对于法规的规定，通常是概括性和赋权型的，即主要规定权限、程序和监督机制。